《论语》详解: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(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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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缠中说禅 (2006-10-29 12:10:24)

子曰:齐一变,至於鲁;鲁一变,至於道。

详解:这一章很奇怪,仿佛毫无来由。“齐”和“鲁”,俩诸侯国,怎么“齐一变,至於鲁;鲁一变,至於道。”地折腾两遍就和“圣人之道”搭上界了?其实,这一章是顺着上一章从“人不知”经“人不相”达“人不愠”的大道而来的。

说起“齐”,都知道是孔子时代的强国,齐桓公,春秋五霸之首,其以“霸术”而行终成“霸业”。“霸术”而“霸业”,是以人之“恶”为前提的:对内以法制民、对外以武制敌,强调的是以暴制暴、以力制力、以恶制恶。这种类型的国家,自古以来从来不缺,是“人不知”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结构。这种类型的国家,在当代依然被视为最先进的、必须效仿的对象。而在儒家、《论语》看来,这种“齐式”国家,不过是“人不知”的衍生物。

“人不知”的世界,人之恶是一切行为的前提,在当代经济社会里,扒掉一切伪装,唯一的动力就是人之私欲,利益是经济社会里最高的准则,法律是为保障各种利益而存在的。但在儒家看来,恶只能引发恶,制恶以法只能是权宜之法,诱人以利只能生人以怨,只能使得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“人不知”状态愈发严重直至不可救药,然后玉石俱焚再死灰复燃地重新开始“人不知”所惯有的恶性循环。

为转化这种“人不知”的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,要打破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恶性循环,就有了“齐一变,至於鲁”,企图通过改变以恶为前提的“霸术”而“霸业”的“齐式”国家模式,一变为“鲁式”国家模式。何谓“鲁式”国家?“鲁国”,在孔子时代是打着以“仁”以“德”治国的典型,号称传承着被孔子当成典范的周公之仁德。以“仁”以“德”治国,强调善的力量,对于一个习惯于以恶为前提的“人不知”世界是不可想象的,相比“齐式”国家模式,“鲁式”国家模式的出现是一种进步,所以才有“齐一变,至於鲁”的说法。

但在“人不知”的世界,以“善”为善,标榜其“善”,往往使得所谓的“善”成为伪善,成为另一种“恶”。而当时的“鲁国”,虽然打着“仁”“德”的旗号,但在孔子看来,这只能是假“仁”假“德”,不是儒家、《论语》所说的“仁”“德”。而当这种假“仁”假“德”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,以此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后,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局面依然会出现。因此,这种“鲁式”国家模式并不能打破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恶性循环,这种“鲁式”国家模式依然只是“人不知”世界的一个变种。

要转化这种“人不知”的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,要打破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恶性循环,靠“齐式”、“鲁式”招数都是没用的,必须要“鲁一变,至於道。”何谓“道”?就是从“人不知”经“人不相”达“人不愠”,最终成就圣人之道。“人不知”的世界,以“善”不生为相,因此要对之“不相”,去掉“善”不生之相,从而扬其善;“人不知”的世界,以“恶”不灭为相,因此要对之“不相”,去掉“恶”不灭之相,从而惩其恶。在“人不知”的世界,扬其善、惩其恶,就是“不相”其“贫富”诸相。只有这样,才可能达到“人不相”的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。

要成就“人不相”的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,不能如“齐式”模式那样光立其恶而惩其恶,也不能如“鲁式”模式那样光立其善而扬其善,必须善恶并举、文武并重,所谓“一阴一阳、文武之道”,这是儒家的一贯立场。只有这样,才能扬其善、惩其恶,“不相”其“贫富”诸相,打破得“贫而谄,富而骄”的恶性循环,达到“人不相”的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,进而实现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”的、“人不愠”的大同世界。由此可见,本章仿佛毫无头绪的话,其实是和前几章一脉相承的。

《论语》成书以来,解者无数,皆不得要领,就是因为其人都没能把握这个“人不知”、“人不相”、“人不愠”的关系,当然也就只能对《论语》肢解、胡解了。这样的人,又有什么资格论《论语》之语?又有什么资格喊“打倒孔家店”?本ID今还《论语》以本来面目,就是要对宋明腐儒、五四竖子、六六小儿“不相”之,如果没有宋明腐儒、五四竖子、六六小儿的“乱相”,本ID也不必行此“不相”之相。儒家走的是刚猛的路子,不是老好人,不能乡愿,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真想了解《论语》的人必须时刻把握的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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